俄乌战争的爆发，令黑海生物圈和乌克兰数十个著名国际湿地、国家森林公园及自然保护区毁于一旦。通过固碳技术分离再回收后弃置于深海，燃烧排放气体中的二氧化碳。

　　通常意义上的控制温室排放是指改变能源结构、减少石化燃料、增加核能和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据查，仅2017财政年度，美国国防部为下属56万栋建筑供暖、制冷和供电，就花费35亿美元，而难民迁徙、物资运输、战地医院的运转，乃至相关基地设施维护及日常各层级军事演练所耗能源及排碳数量，因信息不透明而可能成为专家研究的盲点。

　　军事专家指出，一旦进入战事，通常意义上的战斗机每小时耗油6000升，主战坦克百公里耗油最高达600升，其行驶过程中的碳排放量超过50辆普通小汽车，战争后勤及战后重建所耗能源更是难以估算。海湾战争点燃788个油井，相当于8亿桶原油燃烧9个月。

　　除了冠病疫情，“极端天气”与“俄乌战争”成为今年严重冲击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两大全球性事件。各种重型武器在乌克兰的美丽早春已经令“欧洲粮仓”的第聂伯河成为焦炭，环境学家认定，土耳其西部沿岸因黑海近30艘军舰声纳噪音致使逾百条海豚搁浅。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二者之间却互为因果彼此关联。战争碳排放可能已远比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强度更大，数量更多，毒素成分最集中。战争戕害生命，荼毒生灵，然而，军事碳排放却是暖化大气，破坏地球生态和引致极端气候的隐形杀手。历史上的任何战争，哪怕是短时地区冲突，车辆、炮舰、建筑和植被的破坏及燃烧，二氧化碳均会以惊人速度和数量排放到大气层及生活空间之中。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阿富汗：战争后的环境评估》显示，战争烧掉阿富汗40%至70%的森林面积。

　　石油燃烧的碳排放所释放富含二恶英的剧毒物质，不仅诱发各种癌症及罕有疾病，而且导致生物大规模短命。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院提供的研究数据亦表明，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军事行动的碳排放逾4亿吨，是116个二氧化碳低排国家的年排总量。英国《卫报》指出，仅伊拉克战争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就相当于所有英国人往返香港所造成碳排放的一至三倍。

　　根据空间转化的效应原理，炸弹在爆炸过程中，产出极端空间膨胀现象，导致区域温度窜升，形成高温热效应。粉尘和漂浮物的出现同时造成空气流动动力匮乏，气候变化出现混乱。有专家推断，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全球经济未见突飞猛进，石化能源消费亦未见明显上升，然而，恐怖袭击、油库被炸、战舰、战机及高科技军事装备的生产、使用和摧毁，碳排放量均远超过半个世纪前的大型机械化战争。冷战后数次各种名目的区域战争，堪称气候异常的罪魁祸首。清洁可再生能源相比以往更具成本效益，为包括各国军队在发展过程中考虑使用清洁能源，更接近实现《巴黎协定》，并为“减碳控温”提供可能，未来10年是拯救地球免受气候灾难和物种破坏的最后机遇，因此人类须要共同努力守住地球赋予的生存底线：最后的0.8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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